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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我心酸、心碎的、不敢回忆的往事。为了缅怀我那可怜的母亲，为了让人们记住那个岁月，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
1959年9月1日我进入了天津大学，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第一学期末、即1960年初，学校号召“劳逸结合”，未放寒假。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并未在农村和父母一起过，不知道父母的真实生活状况。父母没有文化，一或两个月求人写“家中一切安好，忽念”几个字的一封信，算是给我的复信了。
1960年6月的一天下午，一个同学对我说：“学校门口有个老太太说找你。”我跑到(七里台)校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了母亲瘦削的身影。我问母亲为什么来天津，我拉母亲到学校里我的宿舍去坐坐。母亲说：不用了，因为我未回家过年，想我了，来看看我，现在见面了，也就行了，不必到我的宿舍去了。
看到母亲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我不相信母亲是花钱坐火车来的，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母亲不得不说了实话：60年春天，因为吃不饱，父亲得了肤肿病，走路经常摔跟头；为了省下粮食给父亲吃，母亲到泰安一带要饭。因为想我，一路乞讨，今天到了天津。听了母亲的话，我泪流满面、愧疚万分，我说：“娘，我不读书了，我退学回家种地、要饭，养活你们！”母亲说：“傻孩子，你不念书，你会种地、要饭么？你真退了学，你邦不了我们的忙，还是我们的累赘！再说，这些年，我和你爹吃的苦，也就白吃了。听娘的话，再咬牙挺四年，你就毕业业了，我们也就苦到头了。”我承认母亲说得对，但非要拉母亲到宿舍坐坐。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不能让你同学知道：你有一个要饭的娘！”
母亲说罢，把讨饭省下的几元钱和几斤粮票硬塞到我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望着母亲衣衫破烂的背影，小脚妇女倔强前行的步履，我真想大喊：“娘啊！娘啊！你别走，你今天晚上可住在哪里啊？！”但是我没敢喊，因为在那个批判攻击“三面红旗”、“提倡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的年代，我的这段经历只能烂在肚子里了，是对谁也不能讲的事情。
母亲走了，她带走了我的心。什么“门门功课全优”、“考研”，全不想了，只想：赶快毕业，赶快挣钱，养活我那可怜的父母，而且参加工作要到企业，据说好处是，父母的医药费可以报销一半。
我的人也变了，原本活泼好动、被同学称为“猴子”的我，却成了沉默寡言、经常发愣的“傻大个儿”，因为内心的煎熬和严重自卑，压得我痛不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