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刘亚洲上将访谈录：甲午之败到底为什么？

（摘抄自2014年4月25日《报刊文摘》第7版）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问：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

                                  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信仰

问：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问：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义肝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问：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振聋发聩的文章，可惜……

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官媒一片自我陶醉式的宣传，难以言勇。

　　 刘亚洲上将在谈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说：“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

       甲午战后，日本侵华，中国军队好了一些么？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八年抗战时间内，中国的军队（国民党军队），比刘将军描述的清军好了一些，偶有局部胜利，但总起来看，仍然是一直处于败退和死守的局面，无还手之力，无反攻之能，无夺回过（光复过）一座省会级中等城市的业绩。令人感到痛心，也令人感到耻辱。

写得太好了，内中有几处说法简直给人醍醐灌顶的感觉。

                                  德国学者深入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为何不向中国人认罪》那次的采访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热烈回应，最近刘亚洲将军也在他的《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中谈到了类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刘将军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大家进行延伸解读，您可以自选要点探讨，自由发挥，好吗？

恩格尔：汉斯.伯格教授（《德国专家谈钓鱼岛战略》嘉宾）和我都读了刘将军最近这篇访谈文章，我们都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献。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但依然没有真正解读为何甲午至今所谈及的弊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严重。我们看得出刘将军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外国人也不好说出来，但今天是个例外，我就大胆说一些吧。

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在谈及我对中国历史看法之前，我先谈谈我为何热衷中国历史研究吧。冷战末期，我还是个刚从波恩大学本科毕业的哲学研究生，我从荷兰坐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这么多国家，火车穿过柏林墙时，我心里很紧张，窗外是各样铁架子和工事，然后继续开到华沙，再进入莫斯科，上来一队戴着大盖帽的苏联兵反复检查我的护照，把我的水果统统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顿时明白什么叫着“政治“了。之后，我穿过西伯利亚平原，进入蒙古。蒙古人给我一种刚强而野蛮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男女列车员在车上偷偷做爱，并不十分忌讳被看到。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海关人员比较热情，那是刚刚开放时期。车上有个中国留学生问我：”你不是东德人吧？“我好奇的反问：“你如何看出来的？”他说：“你穿的凉鞋不是苏联制造的那种，所有东欧国家都穿那种凉鞋”。我马上对中国改革发生了兴趣。我学过俄国历史，然后学蒙古历史，到中国我就决心学中国历史了。因为我会八种外语，可以读许多国家的文献，在中国不久，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中国历史书籍内容与国外文献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就此问过我的中国教师，他听了马上非常紧张，总是不肯多谈。这反而让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几乎每个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狱，烧掉许多书？“而且，我发现大多数中国历史书籍都是历代人篡改过的，有许多伪书和逻辑矛盾的地方，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70%失传，剩下的都几乎都不真实”。那么为何有这么多人有意让它不真实呢？当然，统治者都刻意保护着一个秘密。我认为，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真实，而是利用价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国人的生活体验核心，也就成了一种信仰内容。那么有可能让中国人变得有刘将军希望的那种“有信仰，有人格，有战略思想吗？”我对此也十分纠结。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明白，中国统治者都不希望中国人有独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权意识，天下只有一个人是“上帝儿子（天子）”，其余的都是奴才或庶民，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还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么谁还当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钱雇佣了，这等于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颠覆。那么奴才会不会有战略思想呢？不会，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只会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稳，然后压迫更多奴才。刘将军说中国甲午时代的军人像农民，其实我看更像奴才；他们根本没有德国或日本人那种武士精神和灵魂。当然，刘将军也提及了红军的崛起，那的确是因为有了信仰，不过，我要反问刘将军：为何那种信仰丢掉了呢？我告诉你，真正的信仰是不会失传的，被丢弃的信仰一定有虚假概念，无法提供现代人类价值观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国与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日本人已经在革新中成为国民，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义”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利互换的结果，传统信仰因此与法律统一起来了，否则忠义只是一种空谈。奴才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相反，统治者会采用更多的惩罚手段压迫奴才。就如满清统治者那样，设立种族等级制度，搞制度内制度外区别对待，让一部分人有权有势，另外大部分人处于饥饿边缘，然后可以任意剥夺这类恩赐出去的权力和利益，让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你想想，数百年这种模式统治之下，中国人如何能从奴才变成真正的国民？大清王朝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维稳上面了，对付日本和俄国是不得以而为之，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发展战略。如果有的话，那只是如何保住满清统治者这个外来政权如何继续奴役汉族人民罢了。也正因为中国满清统治与中国人民权利是根本对立的，刘将军所虚设的胜利条件都根本不存在，这也就归咎到我以前一直强调的中国“异治“模式问题了。要改变这个老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选举，让统治者与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宪政。可惜，现实中每个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你改革这种奴才模式就等于要逃脱奴才枷锁，你就是汉奸！乾隆皇发明了“汉奸”这个词就是给那些敢于反抗他的汉人用的，他是“汉”，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这是真实历史。如今义和团们依然熟练运用“汉奸”帽子，这是中国可怕的现实中问题。

那小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您如何解读刘将军所引用的这段话？

恩格尔：其实与上个问题一样，满清选择走“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模式是为了延续其外族统治的手法，不论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国运战略“也好，统统离不开这个前提。他们不会为了中国汉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宪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枪支让军队使用，怕汉军人数优势对自己不利，而满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样道理。满清统治者为何搞文字狱？他们就是要篡改”中国人“这个最基本概念，让中国人忘记真实的自己，每个人自愿把”奴才头衔“套在头上，甚至连儒家所剩那么一丁点的士大夫精神也要变成奴才犬马精神，这不是几个军舰管带牺牲生命就可以赎回的，而是需要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铭心的悔改，才有希望。我想刘将军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把红军这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给硬塞进来了，这才是关键分歧点。我也十分尊敬袁伟时教授，但他刻意回避对满清殖民统治的否定，甚至认为满清宪政失败是满清与袁世凯的配合不得力，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不但满清与中国人民利益对立，而且中国封建制度中无法达成任何制度创新，这是政治理念问题，也是技术层面问题。这里我引用一下刘将军的话：”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这段非常精彩，我们为何至今依然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何老不断提及”摸着石头过河“？难道这不正是没有长远国家战略的结果吗？日本以命相赌，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一颗子弹；中国人无命相搏，因为每个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贪就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这样的民族会有真正的长久国家战略吗？武器是什么？它是国民的生命化身！中国的武器就像房地产一样，都是用纳税人汗水积累的，但中国公民有权投票选议员讨论国防预算吗？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权说不，这才是根本区别。没有国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装样子的房地产罢了，最多只是GDP达标工具。请问，那时候中国才进驻钓鱼岛，武器要多先进才能像菲律宾那样保卫自己领土？

那小兵：刘将军认为中国国运向好发展，日本国运向坏发展，他引用美国学者研究说：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他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恩格尔：我对他这段话很失望。军人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情怀和直觉，不知刘将军是否用这段话安慰自己和中国同胞？他忘记今天中国所处环境的险恶了。八国联军来时，中国整体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强大，只是兵力运用不得当，无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国各怀鬼胎，美国从中妥协疏通；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虽然国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苏牵制日本，而且受到苏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牺牲后依然取得胜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国四面都是虎视眈眈的潜在敌人，俄国、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胁力的对手，美国却是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可敌可友，连南海诸国也借机生事，他们都希望中国与其中一方开战而渔翁得利，绝非可以拉中国一把的人。中国正面临改革瓶颈，而且国际局势诡异多变，我诚恳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战略、制度的缺失，最终把握好国运机遇！



附文：《德国学者解释为何日本人不向中国人认罪》2013-11-30 05:19发表于搜狐博客

那小兵：恩格尔教授，您和汉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国学者，他专精军事历史，你则专精欧亚比较文化学，因此我想特别请你就中国、日本和德国关系上提出意见。我们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国人，中国人也一向崇拜德国人，那么德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呢？

恩格尔：谢谢您的采访。坦白而言，德国人比较认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种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德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个鞑靼帝国统治下的“异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权意识，缺少民权意识，缺少独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国文化在德国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种，但属于“活化石”文明。如果从战争角度看，真正的中华文明从秦朝开国就没有了，而后来的中华文明“复兴模式”到宋朝崖山战役也结束了。我这么说中国学者不认可，因为他们都以为“汉朝”才是真正的“中国汉族政权”，是“汉文化”代表。德国历史上是城邦国家，由许多城邦大公国结盟而成，因此德国人喜欢那种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忠诚关系，贵族与庶民之间存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崇尚自我牺牲精神，但缺点是城邦主义严重，直到俾斯麦时代才真正统一起来，但始终保持着某种部落精神意识，因此各类行会、宗教团体、文化组织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德国人对于中国式的大统帝国感到陌生而且难接受，而对于日本那种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传统非常习惯。德国人欣赏中国的先秦文化和社会精神，因为那时中华大地也是由城邦国家组成的，人与天，人与人，人与邦国等关系都类似于过去的德国。德国人对于后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城邦国家依然非常有兴趣，从战争历史看，蒙古与西夏之战在德国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最英勇的战役，但中国人自己却不熟悉。另外，蒙金战争、蒙宋战争等都是德国军事学院历史系所感兴趣的题材，尤其是崖山战役这样一场蛮族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决战，它让中国人从此走上了没有主权精神的历史轨迹，令德国人叹息，甚至有德国人建议中国在崖山修建纪念碑。有个别德国人偏爱藏族也出于这种情趣。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德国人心中当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德国人选择了复仇主义，由此产生了纳粹主义，最后，德国在把血流干后重新做人，经历了分裂和统一，这就形成了现代德国。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德国是战败国，其实德国人的精神没有溃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德国没有被异族统治过，没有被“异治”的民族就不会丧失独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识。当然，这背后原因非常复杂，我只是简单谈谈。同样，日本没有被外族“异治”过，因此没有中国那种服从大统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较容易，但问题是如何不搞军国主义，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很难做到这点，秦国大统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必须压制地方自治权力，方法就是剥夺民众的独立人格，先是搞法家专制，后来添加了儒家等级伦理统治，如同一个“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整个“中华苍生”，产生了皇权与民权，“外族”和“本族”之间的永远对立，即使汉族皇朝也把自己当成“异族”看待，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党派”，永远保持自己高于民众地位，这在全球是罕见的。

那小兵：这种说法的确让中国人吃惊。这种“异治”是否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乃至德国之间不同的现代化轨道？

恩格尔：当然非常明显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历史接近两千年而不断，中国则经历了数十个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见两者区别很大。日本神道与德国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种普世价值特征，比如“忠”的精神内核，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都具有忠义的相互依托情感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儒家那种繁杂重复的说教，而是一种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为地位不同而有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没人信仰，但却有伦理，信仰是发至内心的感情感念，而伦理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让日本人感到自我牺牲是一种绝对崇高，具有审美意义，而中国人的“孝”伦理却是嘴里说的，职位需要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中国人有“忠”吗？我认为一个不信神的民族不会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没有那种至高的情感和冲动。当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时，大批义和团和民众投靠外国军队，这让德国部队十分惊讶，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恨满族统治，希望洋人解放他们。你知道吗，德军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胶东华人先头部队，不惜流血牺牲为德军立下汗马功劳，这让德国人后来常用华人部队打主攻。德国人在天津驻扎一年，建设了中国最早的西化管理体系，后来被推广了全国，可见中国人看重实惠，而不是愚忠。同样，德国在青岛统治十七年，当地乡绅个个拥护德军临时政府，市政建设一片欣欣向荣，后来日本人来攻打，青岛民众踊跃支持德军抵抗。当年青岛人欢迎德国人治理有几个原因，一是德国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国人和中国人按同一个套规则管理，治安良好，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法律平等”的实施过程，二是德国人在青岛建立教堂和学校，德国教徒和中国教徒平等，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天赋人权”的信仰，三是德国人在远东建立设想是“百年计划”，不惜血本搞建设，青岛经济大大受益。德国在青岛的经济发展当时远远超越英国的香港，后来日本人和英国人攻入青岛也自叹不如。德国人在青岛的治理给后来的中国领袖人物一个良好印象，包括蒋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国治国治军文化。我前年到青岛，一位老教授告诉我：青岛人最喜欢德国人，最恨日本人，虽然他们都曾经是法西斯。当年希特勒也支持中国多于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只有德国人敢于相救，所以中国人对于“德国法西斯”没有特别痛恨。希特勒这个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认为他们不配和德国争夺天下。二战后，德国人很快在思想意识上与美国融洽起来，一方面德国也是美国一样的新教国家，民族主义挫败后一步退回到普世价值原型，这个心理关不难跨越。东德则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圈，这个东西原本就是德国极端主义文化一部分，也不难调整，结果德国人成为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的宠儿。日本就不同了，他们改成和平宪法是出于不得已，不见得很真诚，但美国人让他们敬佩和服气，服从就服从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美国人在日本没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这点比德国人更伟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启蒙阶段就依靠与中国文化划清界限搞起来，通过对中国文化贬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现代日本人一直对中国文化有偏见，同时，日本被美国“和平”后一直无法摆脱“异治”感觉，没有自己的民族本体发展战略，必须依附美国战略，因此养成了依赖心理，像个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会感到有认罪责任。日本一位著名学者曾对我讲：日本可以向美国人认罪，可以向英国人认罪，可以向澳大利亚人认罪，因为英美都具备了忏悔文化，这种文化圈内的人有自我认罪的信仰，认罪是一种自我强大方式，但日本人绝不敢向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认罪，因为一旦认罪就会被当成未来报复的理由，亚洲人没有忏悔文化。我个人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向亚洲人认罪，相反，德国人很诚恳地到青岛和在德国本土向青岛人民认罪了，德国人也就成了中国人的真诚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兴您接受这次采访，给我们读者这么多独特的见解。补充一点，青岛人至今喜欢德国人，希望日本人能学习德国人，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俄国学者深入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2014-04-24 06:54:25
                              《俄国如何吸取日俄战争教训》：

那小兵：莫洛夫，您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普京总统如何与苏联旧制度接轨的文章，其中也谈到了普京制度创新的战略思想，这与刘亚洲将军《甲午国殇》有些类似，不过是以苏联和新俄罗斯模式转换为历史背景的。您也是蒙满历史专家，您可以自由发挥谈谈吗？
莫洛夫：我读了您转给我的《甲午国殇》，的确十分佩服刘将军的才华与深刻，也读了恩格尔的解读，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些概念。首先，自甲午战争起，中国面临的最强大竞争对手不但有日本，而且还有俄国。甲午战争是中国的历史教训，日俄战争则是对俄国的最关键历史教训之一，可以说，中俄两个帝国都因为日本的崛起而衰落，也都因此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彼此更有可比性和参照性。当时，这两个帝国都面临着巨大民粹主义爆发，帝国崩裂，最后都被集权体制替代，回归到“没有皇帝的帝国”之中。沙俄无法容纳新的宪政官僚制度，清帝国无法接受汉人统治，沙皇和清皇都是殖民主义角色，这都是无法逆转的，不必去纠结。斯大林是典型的新沙皇，他富于战略思想和铁腕统治，很快扭转了苏联发展劣势，后来二战中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思想制高点，如刘将军所言，红军是有思想的，但苏联没能解决一个最基本问题---苏联人无法成为真正的国民，他们始终是集权的“生产力分子”。这导致了苏联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垄断性和盲目性，一毁俱毁，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发展悖论----强大的苏联导致了脆弱的苏联。中国领导人依然从“强大不强大”角度理解苏联崩溃，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苏联崩溃是因为不够强大。我认为，中国思维不可能超越苏联思维去理解苏联崩溃。庆幸的是，中国依然是个农耕文化国家，她的领袖无法回到清朝鞑靼皇帝的帝国野心程度，也无法回到斯大林苏联那种高度的计划经济垄断体制，这反而给中国社会发展更多的灵活性。从孙中山到当今，中国依然是个“找活干的农民工”角色，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国际地位，二方面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这种角色模糊性导致中国模式的多变性和松弛性，这恰恰是“中国特色”，从另个角度看，它在历史通道中是中国的一种有利资产，因为车子慢不容易翻车。如今中国人对于普京感到羡慕，可以理解。普京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宪政制度树立了新俄罗斯国民精神，这种精神在乌克兰事件中充分体现，随着这种趋势发展，最近普京签订新法，让更多少数民族融入俄罗斯民族，把这种新俄罗斯精神扩大到苏联版图的各个地方，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西方也无法找到充分理由反攻。你想想，中国有可能宣布给马来西亚等国华侨中国国籍吗？不能，因为中国国民至今没有宪政权力这个制高点，对其他地区华侨没有吸引力，中国也没有这种需要。
那小兵：您认为普京的新发展战略有哪些值得中国学习的？
莫洛夫：可以说，普京的战略也是“新沙皇”战略，经济寡头取代了过去的贵族集团，普京更容易用法律加以限制和操控，相比之下，中国的“寡头”都是地方和部委诸侯，土生土长，根深蒂固，他们是地方和部门势力，这是一种与中央争权的格局，宪政制度下会导致分权，这意味集权分裂。俄国寡头们不像旧贵族各守分封，而是相互竞争，他们更依赖普京的平衡作用，而普京掌握了最终释法权，这种权力来自宪政，寡头无法抗拒。普京对于反贪与治贪有独特见解：贪腐是制度性的，无可避免的，但反贪也是制度性的，可以利用的。俄国历史与中国类似，也是在无数波动中前进的，统治者要学会利用这种波动，甚至制造某些波动，以此防止或推延革命，普京用宪政名义实施了这种主动性变局，克里米亚是成功例子。借用恩格尔的“奴才”概念，我给个结论：中国利益集团是“奴才”，俄国寡头则是新贵族，奴才无法成为国民，但寡头可以是国民领袖，这注定了中俄走上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回答了刘将军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中俄之间为何存在这种差异，我给的理由是俄国经历了理性启蒙阶段，而中国依然是农耕文明阶段，俄国GDP是国民精神层面的，而中国GDP是房地产层面的。我认为，中国更应当参考墨西哥的模式，两者共性更多。中共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是统治历史最长的，面对的问题也更类似。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制度，一个成功的统治集团必须找到最适合自己利益的发展模式，否则等于自杀，这是真正的历史教训。
那小兵：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中国可以如何借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经验教训吗？
莫洛夫：从1929年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长达71年之久。革命制度党曾带领墨 西哥人民创造了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腾飞的“墨西哥奇迹”。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制度党的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终于在2000年的总统 大选中败北，丧失政权。中国没有普选制度，但依然可以借鉴几点。一是要防止指导思想混乱。农民革命 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墨西哥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主义与主权”、“自由与民主”及“正义与社会公正”，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 由、平等”的社会。20 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制度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 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然而，自1982年德拉马德里总统执政以后，革命制度党逐渐地背离了 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特别是1988年上台的萨利纳斯总统公开地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转而以“社会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谓“社会自由主义” 实质上就是当时欧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它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容易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萨利纳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变更引起了全党思想的混乱，许多党员和民众对此十分不满，因而在塞迪略总统执政的1996年，革命制度党“十七大” 又重新举起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摈弃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实际上，无论是萨利纳斯还是塞迪略，推行的政策都奉行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中国农耕文化就是“奴才”文化，一旦农民有了选举权，民粹主义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造成国家发展崩溃，自由主义在农耕文化中更可能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崩塌。据官方统计，到20世纪末，墨西哥全国9700万人口中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2700万人为赤贫，相反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80%的财富，最富有的300个家族拥有全国50%的财富。 总之，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改革政策严重地损害了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动摇了党赖以执政的群众基础。
    我认为，第二点是“物质刺激与反贪并进”，这个说法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在中国自古帝皇都习惯使用“戴罪立功”方式用人，没罪的不受重用，因为没有小辫子被皇帝抓住手里让皇帝不放心。中国当年的高薪养廉就是“养贪”，不必忌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经之路。要搞物质刺激，否则国家无法发展，而反贪就是用惩罚贪官稳定民心，把贪官人头当成一种资源来用，“奴才”脑袋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掌握好分寸进度，最高领导有人当白脸，有人当黑脸，以此维护统一领导权。我们再看墨西哥的例子就明白了。虽然是个宪政制度下的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上至总统及其亲属、内阁部长、 州长、副总检察长等政府要员，下及政府一般公务员都依仗权势，谋取私利。1995年前总统萨利纳斯的哥哥劳尔·萨利纳斯因涉嫌贩毒和非法致富被捕入狱，据称其聚敛的财富高达数十亿美元。与此案有牵连的前 总统萨利纳斯自1995年起一直流亡国外。2000年6 月，正当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曾任革命制度党财务书记、先后任联邦区长官和旅游部长的比利亚雷亚尔因涉嫌贪污4.2亿比索而畏罪逃往国外。革命制度党原本由各地方党派统合而成，党内派系斗争由来已久。1994年，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马谢乌因派系斗争先后 被暗杀，党内开始四分五裂。在2000年大选中，参加党内总统候选人预选的马德拉索、巴莱特和拉瓦斯蒂达等人自立门户，互相倾轧，直接导致了拉瓦斯蒂达的败选。尽管革命制度党2012年成功当选执政党，但墨西哥深重的腐败问题已经无法控制了。中国应当学会理解：物质刺激是制度性的，反贪是工具性的；“奴才”是文化性的，自由是学术性的。不要把改革想成是线性发展的，绝对不是的。
           转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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