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不要重启核电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王亦楠）
　　

福岛事故前，中国一年上马七八座核电站。图为正在建设中的广东台山核电站。

　　在中国核电项目审批停滞一年多后，“核电重启”争议于最近再次发酵。争论的内容涉及安全性、装机规模、技术路线、厂址选择等，核心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重新启动尚在筹建中的内陆核电站的审批程序？

　　截至2011年底，中国核电机组已建15台、在建26台（两者累计装机达4141万千瓦），拟建机组21台（累计装机2272万千瓦）。由于现有核电机组已把沿海地区基本布满，拟建的核电机组全部选址在江西、湖南、广西、四川、河南等人口稠密的内陆地区。

　　就在中国核电建设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一场重大核灾难袭击了日本，震惊了世界，也中断了中国所有拟建核电机组的审批。经过一年多的低谷和徘徊，世界核电发展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

　　德国、瑞士、意大利政府明确表示，中止核电项目审批并逐步淘汰核电。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决定暂缓原定的核电建设计划。日本在今年5 月断然停止了所有核电站的运行。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也在最近表示，要逐步关闭台湾的核电站。

　　中国正酝酿出台新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而被视为“核电重启风向标”的2020 年核电装机目标将做何调整，一直是各方热议的焦点。核电业界推测是7000 万-8000 万千瓦，中国工程院建议是6000 万-7000 万千瓦。这些数字的公布，使沉寂一年的中国核电再起争议。和目前已建、在建机组的装机容量相比，不论2020 年目标是6000 万还是8000 万千瓦，核电重启都意味着“中国将要在内陆大规模上马核电站”。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关于“内陆核电”的争议，不仅仅是发生在“挺核”的核电集团和“恐核”的社会民众、环保团体之间，在科学界和工程界内部，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

　　在中央决策层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总方针下，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核电重启的争议，如何使中国核电稳步、健康地发展，亟须审慎地思考和回答。

关于核电的几个重大争议

　　当日本再次发生重大核事故后，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对核能该如何认识，如何定位，是我们重新制定核电发展规划，特别是发展内陆核电之前不容含糊的问题。

　　核电是否“已经是安全、可靠”的能源？

　　当前，有一些人士认为：全球30 个国家已有441 座核电站在运行，到目前已有1.4 万堆年的核电运行经验。实践证明，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而且“中国15 台核电机组在近20 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

　　但是，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

　　与美日俄相比，中国核电发展经验尚少，已经投运的15 台机组，全部运行记录尚不足100 堆年，还不到全世界运行堆年的1％。如果就此断言“中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

　　核电能否被归类为“清洁的能源”？

　　很多人一直把核电归类为“清洁的能源”，并且是“当前惟一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洁能源”。日本核事故再次发生，使这种观点遭到了全世界民众的质疑，拒绝核能的呼声日益高涨。

　　事实表明，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全世界441 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 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美国、日本、德国等核电大国曾先后提出将核废料储存到中国沙漠地区，后又转向蒙古，均遭到拒绝。

　　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

　　第三代核电技术是否比第二代安全、可靠？

　　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 是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非能动水压泵。所谓非能动，指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在72 小时内不必像福岛核电站那样需要外部应急电源，而是靠重力、势能和蒸发等自然现象，驱动冷却水冷却反应堆和安全壳来散热。因此，很多人认为AP1000 的安全性显著优于第二代核电技术。

　　判断核电是否安全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实践。正如国内外很多核电专家的共识：“核电的安全性完全依靠经验，除非有若干堆年经验的证实，否则技术先进性并不能代表更可靠和更安全”，“核电技术创新风险很大，必须从若干实验试点开始，经过若干年时间证明之后才能推广”。

　　尽管AP1000 有很多新的设计理念，但“零堆年运行经验”却是它备受质疑的关键所在。目前，全世界仅有的四座AP1000 核反应堆正在中国建造。而发明者美国，虽然核管会最近刚刚批准二至四座AP1000型核反应堆（注：因争议激烈，国会还未最后批准），但包括核管会主席格里高利•捷兹克在内的很多核电专家，仍然在质疑AP1000的安全性和成熟度，认为“必须存在某种形式的法律承诺，确保AP1000核反应堆投入运营前，完成福岛核事故评估并提出加强方案，以确认新建反应堆能否经受住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

　　第三代核电技术在安全性、先进性、经济性上是否优于当前普遍采用的第二代核电技术，还有待工程实践来回答。

　　中国是否适合发展内陆核电站？

　　主张发展内陆核电的专家，所持理由有两个：一是在技术上内陆核电站和沿海核电站没什么不同，二是美国、法国和德国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仔细研究中国与欧美在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及时跟踪欧美国家基于内陆核电多年实践后的最新认识，会发现中国发展内陆核电存在巨大风险。

　　首先，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大型灾害（除龙卷风外），而中国是三大板块交汇地，地质研究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一般人熟知中国以占世界7％的国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很少人知道，我们以占世界7％的国土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陆强震，是世界上大陆强震最多的国家（据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数据）。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国内外核电专家都认同“日本的地质条件并不适合建设核电站”，同样道理，在地震频发的中国内陆地区，核电站也将是同样的危险。

　　其次，与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严重缺水。中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数量至少为火力发电站的6 倍）。即便停止运行，核能热量仍然在释放，仍要不断注入冷却水。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再者，欧美内陆核电站已经面临水资源困境，难以持续发展。

　　今年6月4日，路透社报道了一个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新闻：欧美投运的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困境——因为缺水而难以持续发展。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2003年-2009 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预测“因为冷却水的缺乏，2030年-2060 年核电和火力发电能力将在美国下降4％-16％、在欧洲下降6％-19％”，并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

稳步健康发展核电的政策建议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核能基础研究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对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尚未协调配套。我们须谨防核电“井喷”式发展，必须高度强化风险意识，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以百年大计、稳扎稳打的战略发展核电。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设定2020年中国核电总量的“天花板”。

　　如上文所说，中国核电实际运行记录尚不足全世界运行堆年的1％。在实践经验尚少的现阶段，绝不能盲目追求装机量增长速度。鉴于中国能源主管部门正在研究和倡导实施能源总量控制，建议首先为核电装机总量设定“天花板”，在2020 年以前保持现有的4141万千瓦。应该在15台运行、26台在建核电机组的基础上，冷静地观察一段时期（很可能至少是10年-20年）。当实际运行经验从目前不足100 堆年提升到1400 堆年时，我们才更有资格谈论中国的核电技术是否足够安全、经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核电产业遭遇重创、很多国家或取消或搁浅核电计划的时候，我们要谨防被内外复杂因素误导，掀起核电“井喷”狂潮。

　　不能冒内陆核电站建设之风险。

　　关于安全问题，有一条著名的墨菲定律，简而言之“只要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存在，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这个事故迟早会发生”。在中国内陆核电问题上，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

　　美、日、俄三次重大核事故，残酷地证明了墨菲定律的预见性，展示了“小概率事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幸前苏联地广人稀、日本福岛地处海边。

　　中国土地面积只有俄罗斯的二分之一，人口却是它的10 倍。中国内陆地区一旦发生核事故，灾难性后果将不可想像。其危害将远非煤矿塌方、高铁出轨等事故可比，严重而持久的放射污染和心理恐慌，将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生态保护所无法承受之重。

　　因此，在核能还未达到“已控制、已驯服、已安全”的现阶段，中国绝不能冒内陆核电之巨大风险。

　　何况，一直被我们当做内陆核电学习、效仿对象的欧美国家，已经出现水资源难题，已经认识到气候变暖大趋势下内陆核电没有前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重蹈覆辙。

　　严格把关所有在建核电站的工程质量。

　　核电站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使选址再可靠、技术再先进，如果工程质量跟不上去，一样会埋下安全隐患。

　　福岛事故前，中国一年上马七八座核电站。由于工期不断提速、任务过于集中，很多核电项目出现了人才队伍和施工力量的严重不足。

　　据业内人士反映，很多建设工地的承包商并没有从事过核电站的建设，抢建之下的工程质量令人担忧。国务院对全国41 台运行、在建核电机组综合安全检查后，已发现一些核电厂以及核燃料循环设施的防洪能力和抗震能力达不到新的安全标准、部分核电厂未制定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规程、海啸问题评估和应对基础薄弱等安全隐患。

　　核电工程事关重大，而施工力量的加强、人员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放缓目前26 座在建核电站的建设速度，大力加强核电工程建设的监管力度，严格施工准入条件，严格执行核级质保体系，使当前所有在建核电站严格按照规范，在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施工。同时，也促使近年急速扩张的核电装备制造业及时反思、提高产品质量。

　　近期将核能应用重点转向军工需要。

　　美国和前苏联核事故之后，均停止了核电站建设，而将核能转向军事应用。

　　在中国放缓核电建设速度、冷静积累经验的未来一段时期内，应把核能应用重点转向大型海洋船舶和军用舰艇，这既是当代军事发展的需要，又能节约石油、保障石油安全，还可积累核电安全运行的经验。

　　在海洋行驶的船舶舰艇所需核动力的功率较小（大致为1 万-10 万千瓦），所需的天然铀资源仅为大型核电站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二十分之一。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即使海上石油通道“被切断”，中国自己拥有的天然铀资源也完全可以应对。

　　大力支持钍铀循环的核能技术开发路线。

　　核燃料长期稳定供应、核废料最小化是核电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当前已建和在建的41 台核电机组，已经使中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年需求量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5％，远远超过了50％这一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原料安全形势已经比石油要严峻、危险得多。

　　从当前核电站普遍采用的钚铀循环转向钍铀循环，可以大大减轻中国核原料供应和核废料处理压力。中国钍资源量位居世界第二，且是铀资源量的4倍-6倍，钍铀循环带来的放射性污染只有钚铀循环的五分之一，比钚铀循环有更高的增殖燃料比，完全可以用热中子堆做成接近增殖的核电站。建议科技部门尽快组织力量，攻关钍铀循环的核能技术开发。

　　多管齐下填补核电放缓后的电力缺口。

　　核电放缓不会对中国2020 年电力供应和实现减排承诺产生实质性影响。根据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通过“节流开源”、多管齐下弥补核电供应比预期减少后的电力需求，还有很大潜力。

　　比如，大力提高煤炭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抽水蓄能、天然气调峰电站等清洁性能源的综合方案等等，可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安全可靠、清洁高效的能源保障。 ■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不可盲目的上项目。

炸一次就要结论了，不过也只能保持几年，然后再轮回。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文章,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