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捷：一场由医学X射线检查引起的官司

医疗照射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但很少有患者意识到放射防护的重要性。来自广西的一位患儿家长却举起了法律的武器，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通过法律途径，执著地对放射医学提出质疑，震动了广西放射医学界。

一次不堪回首的X光照射

如果生命注定是一场单线程的冒险，陈宗行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不要遭受无谓的伤害。

两年来，这位在桂林一家单位担任高级工程师的父亲沉溺于深深的痛苦中，晚上很难睡着，天不亮就醒了。只要儿子出现感冒、咳嗽或者白细胞减少，他都会想到2011年5月29日的那三次X光照射。

那天晚上，陈宗行带着6岁的儿子小全到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在这所三甲医院，小全5小时内接受了3次X光检查。后来陈宗行发现，在三张胸、腹部X光照片中，小全的脸部、脖子以及睾丸等部位都在照射范围内。

据此，陈宗行认为，医院随意扩大了照射野（照射范围），且没有按相关法规对儿童的性腺、甲状腺等敏感部位采取屏蔽措施。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医疗纠纷，陈宗行却为此打了两年官司，其间上访无数。2013年1月8日，陈宗行收到了桂林市卫生局对于其信访的最新回复，公开了桂林市疾控中心对小全全身吸收剂量的部分计算步骤。

“我意识到辐射风险，我的小孩或许再也不会遭受危害。”忆及往事，陈宗行总是后悔。

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接受X射线放射检查的患者达2.5亿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医疗照射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

早在2006年3月实施的《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就已明确，放射诊疗工作者应对患者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并事先告知患者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然而患者对无任何防护遭遇放射性照射似乎已经习与为常，且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的危害。

这起情节并不复杂的医疗纠纷，就像20年前陈宗行看过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影片中，秋菊的丈夫与村长发生争执，被村长踢中下体，秋菊从此开始不断上访和打官司。

“我跟秋菊的区别在于，我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我要让世人都意识到风险。”在陈宗行看来，如果不迫使医疗机构作出改变，今后还会有更多人包括儿童遭受无谓的伤害。

“为全国人民打官司”

“我当时就感觉照多了。”陈宗行在小全就诊一个月之后，开始在网上搜索“X光的危害”。“可能会造成染色体畸变，细胞损害等不良……”这些字眼让年过四旬才得子的陈宗行心惊肉跳。

而作为国家标准的《儿童X线诊断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中明确规定，对儿童进行X线检查时，应特别加强性腺、甲状腺及眼晶体的屏蔽防护。同时要严格控制照射野，照射野面积一般不得超过胶片面积的10%。

让陈宗行最纠结的是，“孩子未来还能否生仔”。但这个答案至少二十年后才能揭晓。

2011年6月，陈宗行据此向桂林市卫生监督所投诉。

桂林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四科科长陈秋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执法监督机构，能够认定的是，医院对小全实施三次X光检查具有正当性。但是在放射防护方面，医院没有对患者的敏感部位和随同在旁的陈宗行采取屏蔽措施，作为医护人员也没有口头提醒患者。此外据桂林市疾控中心估算，患者三次受照全身吸收剂量约为0.033毫戈瑞，理论上不会对患者产生不良影响。

一般衡量辐射强度的单位是毫西弗，毫戈瑞则是人体吸收辐射剂量单位，二者要经过复杂的公式换算。

陈秋敏指出，据此三点，该所已责成医院对防护措施实施整改，但不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邱维加却认为，患者实施腹部立卧位的X光检查，行业内通行的标准是照射到耻骨联合处以下两厘米，这样难免会照到阴囊等器官组织。且小全当时疑似肠梗阻，有可能是疝气造成的，如果对阴囊做屏蔽，会影响下腹部的检查。

“实际操作中，儿童在照射时会乱动。”邱维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把针对儿童的照射野放大一点，是为了避免二次照射。

在履行对患者的告知义务方面，邱维加承认做得不够。他指出每天在这家医院做放射性检查的患者超过250人，孩子在40人左右，“没有时间作出详细解释”。

院方的解释和主管部门的处理并没有让陈宗行满意。他找“管钱”的媳妇要钱，想请律师打官司。“为了小孩的将来，必须找个平台讲道理。”陈宗行对媳妇说，以后小孩万一有什么问题，至少有个案底。

2012年8月27日，法院依据行政部门出具的说明一审判决，认定X线照片造成损害的事实依据不足，驳回了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要求。陈宗行当庭表示要上诉。

“只要案件能上到法庭我就已经胜了一半。”陈宗行对法官说，“不光为了孩子，我要为全国人民打这场官司。”

在陈宗行的代理人、桂林市桂滨法律事务所工作人员黄宏亮眼中，此案更重要在于引发很多人对医疗辐射问题的关注，“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2012年12月3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很少究竟是多少”

很多人都在劝陈宗行，X光照射每天都在进行，“剂量很少、非常少”。20世纪早期，小孩甚至通过X光目镜观看自己脚趾的骨头，但人们很快就发现，X射线能够灼伤皮肤，甚至对身体造成根本性伤害，其伤害程度与剂量和暴露时间有关。

从事放射医学工作近30年的邱维加也指出，随着技术的革新，中国的医疗机构也在极力降低辐射的剂量。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数字化X光机相对比较先进，比传统手动曝光照射的总剂量减少百分之八十以上。

不过，倔强的陈宗行总是反问：“我只想知道，很少究竟是多少？”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中规定，公众辐射限值为年平均不超过1毫西弗，这被认为是一个参考指标。然而给小全照射的那台机器并没有保存当时的剂量。

邱维加掌握着当时的一些技术参数，但从未用那个复杂的公式计算过照射剂量。桂林市卫生监督所只是执法机构，也不能提供准确的数值。桂林市疾控中心是唯一具有资质和计算能力的单位，不过该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唯一能够计算该数值的专业人员正在东北出差，无法演示计算过程。

“我请教过很多医学界人士，人人都说X光照剂量很少，但没人能具体说清楚。”陈宗行说。两年来，他一直在探究这个数字。起先，他连参数都无法获取。后来在法官的帮助下，医院提供了参数，疾控中心提示了计算方法。理工科出身的陈宗行自己演算的结果已经远超出1毫西弗。

对于陈宗行的质疑和最纠结的睾丸辐射剂量，桂林市卫生局在2013年1月8日的回复中称，“桂林市疾控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可靠的。限于技术原因，疾控中心无法提供睾丸辐射剂量。”

震动放射医学界的“小案子”

2013年1月21日晚，在一个汇集了桂林各大医院八位放射科主任的聚会上，这些从业近30年的放射医学界人士纷纷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很多人不到50岁时，就开始出现如老人斑一样深褐色的放射斑。

这个聚会是邱维加召集的，重点还是讨论陈宗行的案子，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执著地对放射医学提出质疑。

“这个小案子已经震动了整个广西的放射医学界。”广西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桂林市放射学会主任布桂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发后不久，桂林市卫生监督所就组织放射科主任们去北京、天津等国家级医院考察。

尽管专业人士们也在探讨陈宗行执拗的性格，揣测他的动机，但他们仍然承认，这个事件给整个放射医学界提了醒。尤其在国内放射检查泛滥之下，更显珍贵。

“我们必须同情并理解陈宗行。”布桂林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受害的一员。”几乎每位放射科主任都在抱怨，自己当年生育孩子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防护，只是好在孩子们都还很健康。

一些更切实的改变正在进行。

在布桂林所在的桂林南溪山医院，院方已经采购了近40万元的防护设施，对于妇女儿童等敏感人群，要求必须套上防护服等措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从2012年8月开始实施为期7个月的放射防治的专项治理，要求放射工作场所辐射危害告知与提示、警示标识设置率达到90%以上；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受检者、患者及其辅助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率达90%以上。“这跟陈宗行这件事有关。”桂林市卫生系统一位负责人承认。

2012年年底，卫生部也发布通知，要求不得将放射检查列入对儿童及婴幼儿的健康体检项目，需要时必须做好防护。

不过，就在卫生系统提出整改后不久，陈宗行带着母亲前往桂林一家市级医院看颈椎，拍x光片时，工作人员称没有防护服，陈宗行只能拿着一块三角形的铅板，帮母亲遮挡住眼睛，自己再度暴露在射线之下。

在司法途径失败之后，这位区政协委员最新的计划是，委托全国人大代表，把关于落实放射防护的建议提交到2013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很多人碰到墙都会选择绕开。”陈宗行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头，在桌子上“咚咚咚”地敲起来，“即使头破血流，我也会一直撞到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