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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 实习生 周冯灿
“如果在西方，药品企业出事，颁发合格证书的第三方机构也会倒大霉，”他说，“但是在中国，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一方面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一方面政府质检机构仍垄断市场。第三方质检公司在中国的艰难生存，折射出这个矛盾重重的现状。
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但多如牛毛的官方检测机构却很少因此受责。而在国外，第三方质检公司如遇到同类事件，轻则倒闭，重则获刑。 （吕建设/CFP/图）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不法厂商使用铬超标的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修正药业、通化金马药业、蜀中制药等9家药厂13批次的胶囊剂药品榜上有名。
整个生产流通过程本有层层“关卡”：原料进出厂均要求药企自检，药品出厂时药监部门要进行强制抽检，药品进入市场后，药监部门还会不定期地针对不同药品进行抽检。但这些“关卡”却一路虚设。以至于网友们调侃，现在的食品安全监管，是“记者干了质检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有关部门干了跑龙套的活”。
“如果将部分监管的活交给第三方来做，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天翔集团（intertek）中国区高层戴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屡屡出现食品和药品安全事故，“检测和认证上的行政垄断”是一个重要原因。天翔是一家有着140多年历史的英国第三方质检公司。
证书大国的认证之乱
“如果在西方，药品企业出事，这些颁发合格证书的第三方机构也会倒大霉。”戴维介绍，在西方，第三方质检市场非常发达，小到市民家庭的室内空气质量，大到重大工程标准核算，第三方质检公司都承担着重要角色。如果某公司的产品在取得了第三方质检公司颁发的合格证书或者是认证后出了事，这些出具合格报告和认证的第三方公司轻则关门，重则负责人直接进监狱。
他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若干年前，美国一个曾经非常出名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因为被检产品的一次事故，第二天，在全美50个州的分公司全部关闭。
几年前，有一个中国出口到迪士尼的圣诞老人灯突然起火，听闻这一消息，他的上司怎么也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给他打电话，在确认自己的公司没有为对方提供合格报告和认证后才松了一口气。
正因为有严重的后果监督，一直宣称独立于甲、乙双方的第三方质检机构也不敢轻易出具合格报告和颁发各种认证证书。在给申请方发放了合格报告和认证后，身为发证机构的第三方需要继续跟踪，确保自己检过的产品不会出问题。
据戴维介绍，在天翔集团的每一个分公司，都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盯着工厂，这个部门的员工，基本都不在公司，整天在客户的工厂巡视，而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出事”。
“对我们来说，信誉是最核心的资产，一旦这个受到影响，基本就不用再在行业里混了。”戴维说，“但是在中国，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他曾经留意过，在中国屡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这些认证机构基本都安然无恙，“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很多经过中国认证公司认证过的产品在出口时并不被认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很多认证本身有问题”。
中国是被公认的证书大国。从中央认证、地方认证到行业协会认证，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及生产准入制度认证等，几乎无所不包。
以此次涉事的修正药业、通化金马药业、蜀中制药等9家药厂为例，他们除了获得由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制药企业许可证外，还通过了由各地药监部门颁发的“GMP” （英文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的缩写，意为“良好作业规范”）认证。在中国，这项认证是进行药品生产的必备条件。
而对于药品流通企业，则需取得同样由各地药监部门颁发的“GSP”认证（英文Good Supply Practice的缩写，意为“良好供应规范”）。除此之外，药企的实验室阶段还需取得“GLP”认证，新药临床阶段取得“GCP”认证，在医药商品使用过程中取得“GUP认证”。然而，所有的这些行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认证都没能保证药物的最终安全。
ISO9000认证在中国的“烂”掉，更是中国认证之乱的典型事例。这套最初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87年开始公布的国际认证体系，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从而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但在1990年代初引入中国后，就日渐演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拿证的生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2002年左右，一个中型企业，一个ISO9000认证做下来，需要交纳5万元；但是现在，做认证的中介公司可能连1万元还不一定收得到。
被垄断的巨大市场
中国混乱的认证体系不但让国人受害，也让中国制造走出国门面临着重重阻碍。这成了外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市场机会。
据TÜV SÜD南德意志集团（以下简称TÜV SÜD）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吕岳宪介绍，开始时，一些中国客户找到他们，要求其就某一项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因为国外买家有这样的要求。随着客户越来越多，TÜV SÜD有了进驻中国市场的想法。
据他介绍，成立于1866年的TÜV SÜD，前身是巴伐利亚锅炉检测协会，由于其出具的报告的中立性和权威性，一些企业逐渐将其当成企业产品的信用凭证，此后，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TÜV SÜD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覆盖测试、检验、认证、培训等多个领域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国际上类似的巨头还有法国必维、美国美华认证（UL）、SGS等。一些国外买家在选购货品时，已经习惯看对方是否拿到了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或者是认证，如果没有，则基本免谈。迫于这样的压力，中国制造商也根据国外买家的需求，向这些第三方质检机构申请产品检测或者是认证。
然而，一方面是国内的需求日渐旺盛，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在此领域的封闭和保守——认证和检测为非开放领域，外商不能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在此背景下，寻找体制内的合作伙伴成为了这些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唯一渠道。
TÜV SÜD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1991年，经过多方接触，其和江苏一家官方质量监督机构成立了合资公司，前者占股51%，后者49%。其他的行业巨头，如Intertek、SGS也是如此。
据天翔集团中国区高层戴维透露，这样的合资大多有名无实，这些中方机构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而外方也无需就公司业务向他们汇报。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戴维说，“我们肯定需要向他们交钱，但是按照利润分成，还是交管理费或者是挂靠费，连我也不清楚。”在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他又补充道，“即便知道，我也不大方便向你说。请你理解。”
但即使外资第三方质检公司曲线进入了中国市场，他们在中国面对的问题仍比国外要复杂得多。
戴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接待过一个珠三角工厂老板，对方的产品要出口欧洲，买家要求其拿到Intertek的认证，于是他便将样品寄了过来。在这位老板看来，付了钱，这边就会给他发一个合格证，谁知，一周之后，这边告诉他，产品不合格，不能给他发证。他暴跳如雷，要求Intertek赔偿他的损失。
“这关我什么事，所谓的第三方，就是独立地对产品负责。”戴维两手一摊，有点无奈地说，“但是许多中国客户一开始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典型的‘买证思维’。”
这还只是小事。让这些外资公司们更加头疼的，是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垄断。中国有着为数众多的官方检测机构，他们分布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卫生、建设、环境保护、交通、农业等部门，且在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下属市/县级行政区域均设有检测机构和代表处，由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投资建设并主管。其中质检部门所属的检测机构数量最多，达到3500多家，占全部检测机构数量的14.5%。
这些多如牛毛的官方检测机构主要针对内销产品从事强制性、垄断性的检测任务，比如中国人熟悉的“3C”认证（英文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的缩写，即“中国强制认证”）。
湖南省某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质监局副局长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些检测中心均为事业编制，每年财政会给予一定额度的拨款，用于设备以及人员的开支等。而各地的这些直属检测机构则根据上级下达的计划对市场上产品进行抽检。但是，对于企业缴纳的检测费，他则不愿意多谈。而据另一位在业内从事检测工作十多年的工程师透露，这些收入均为预算外收入，直接进了当地财政。
至于这些收入总共有多少，外界则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笔小钱。十多年前，长城认证广州中心总经理陈世国就曾有过估算，当时，仅珠三角就有九十余万家企业要通过企业体系认证，“长三角的市场比珠三角更大，如果将全国检验认证市场囊括在内，至少有不下于500亿的一次性市场和200亿年费市场”。
但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中，民营和外资公司能分到的有多少呢？2009年，在创业板上市的第一家民营第三方检测公司，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书提供的数据是——国有检测机构：55%以上；外资检测机构：30%多；民营公司：不到10%。
每一次危机都带来更多需求
2001年，中国加入WTO，按照世贸规则，中国需要逐步放开这一市场。进入中国的一些外资第三方质检公司也开始迈上了快车道。
据TÜV SÜD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吕岳宪介绍，TÜV SÜD开始时主要是满足一些出口企业的需求，随后开始主动出击，在中国的产业集群带，如温州、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拓展业务。2009年以来，中国一些沿海企业加快了内迁步伐，TÜV SÜD也随之在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设立了分公司。
同样看到这一趋势的，还有国内的一些民营第三方质检公司。
广州恒定检测公司便是其一。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老板郑开云是位80后，此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外贸公司，金融危机时，单越来越少，快要支撑不下去，他便谋求转型检测行业。由于此前所做的主要是陶瓷出口，而这些出口产品也需要拿到中国的第三方认证，熟悉这一流程的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个行业。
开业两年来，他发现和他一样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创业者越来越多，他初略估计，“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到两家开业”。另一项公开数据显示，从2000年底至今，新成立的各类检测机构总数增加了近1/3。
郑开云介绍，几乎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会直接反映在公司的业务上。比如，两个多月前，安信地板被曝出甲醛超标，公司中要求测量家里地板是否安全的业务突然大增。而在日本地震核辐射时，同样的检测需求也突然之间增长。目前，在公司的业务中，个人客户大约占了七成。
郑开云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之所以企业客户只有三成，是因为很多检测不敢做。“有些企业是为了拿证而拿证，我们又没有那么多人力去跟踪，如果出了事，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做。”
2012年2月份，天河环保局突然找上门来，让其承接其下的加油站油气回收改造项目的检测工作。“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郑说，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也在尝试着转变职能，将这些项目外包出去。
在郑看来，第三方检测市场未来也会越来越细分和专业，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在电子产品的辐射检测上投入，因为他注意到，许多人对手机、电脑的辐射越来越关注，却找不到地方检测，而这可能就是“下一个蓝海”。
（应被访者要求，戴维为化名）
